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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京官在住房问题上不享有补贴。除了个别人享有皇帝的赐第外,京官解决住房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:一是自建或者自购。二是租房。清代实行满汉分居,满族京官多定居于北京内城,汉族京官基本上都居于外城。京官中有一些人在外城拥有自己的宅邸。比如康熙年间,昆山人徐乾学显贵一时,在宣南购买和自建了多处房产。乾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的浙江富阳人董邦达,在米市胡同拥有一套很大的房产,地宅宽大,花园“花木竞秀,丘壑多姿”。然而这种情况在汉族京官中较为少见。因为北京地价昂贵,一般外地来京的京官很难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。


租房更适合大多数汉族京官的生活状况。因为京官流动性很大,不断有人升转外放,或年迈返籍;又经常有父母去世、须回籍守制者,在北京一住数十年的人不多。另外,北京有大量会馆和民居房屋常年专事出租。从供需两方面来看,租房都是最佳的选择。


京官租房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住宅表面的体面。身为朝廷命官,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,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。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,却多租住大宅,至少要一套像样的四合院,讲求宽敞气派。如果条件许可,带有花园的宅子最受欢迎。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做官期间,租居位于保安寺街已故闽浙总督旧邸,有屋二十余楹,有轩有圃,花木葱郁。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。


京官租房的第二个特点是周转率高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三年一度的会试,使外城的房屋租主保持着周期性的流动。与此同时,随着仕途迁转,官员经常更换办公地点,收入水平也会随官位升迁而升高,因此对住房的要求也发生变化。这在清代京官的诗句中屡有反映。康熙年间的大学士陈廷敬曾说自己“五春三度移居日”。乾隆年间的钱大昕则说:“客居燕台两寒暑,有似泽雉游樊笼。虎坊菜市三易寓,去住踪迹风转蓬。”嘉庆进士、后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的祁寯藻亦说:“自我官京师,十年四徙宅。”这些诗句皆是写实,比如钱大昕于乾隆十七年(1752)六月入都,开始寓神仙胡同。同年秋移居潘家河沿。十九年(1754),又移寓横街。此后还在珠巢街、宣外大街等处住过。这种情形正如他在诗中所形容的那样:“劳如车轴无停转,拙比林鸠未定巢。”


京官租房的第三个特点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门外地区,特别是宣武门外大街两侧以及菜市口的南部。这有三方面原因:一是清代中央六部均设在正阳门内。宣武门外离正阳门不远,在此居住上朝方便。二是中原及南方士子进京,通常的路线是由卢沟桥入广安门,故落脚宣南最为便利。三是明代宣南地广人稀,又有树有水,风景不恶,许多明代显宦在此遗有别业,可供京官租用。同时又有陶然亭、窑台以及历代遗留的古刹名寺等吟咏集会胜地,很对文人习气严重的京官们的胃口。故夏仁虎《旧京琐记》说:“旧日汉官,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,皆居外城,多在宣武门外。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,故有东富西贵之说。”四是传统时代官员多迷信,选择住房时多讲究风水。考察京官居住史,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(解放后名菜市口胡同),居然住过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。清中前期的徐乾学、洪亮吉、毕沅、陈元龙等都曾寓居于此,晚清这里更是名人荟萃:同治的帝师、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7-11号;左宗棠住过16号;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“休宁会馆”住过;“戊戌变法”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在29号;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也住过菜市口胡同……


这么多人选择这里,是因为人们传说这里是北京最有“旺气”、最能出主考的胡同。刘光第在家书中解释说:“第于五月廿八日移寓绳匠胡同南头路西。此胡同系京师最有旺气之街道(即如今年主考,亦惟此街放得最多,此系地脉所管,街背南半截胡同次之)。第与同司主稿正郎汤伯温(名似瑄,江南人)同斋另院而共一大门。宅正对门则挥颜彬(广东正主考),宅斜对门则孔样霖(云南主考);宅左(隔两三斋门)则戴北春(陕西正主考);宅后(隔一斋门)则(李)文田(江南正主考)。盖气旺则无事不旺也。”不过刘光第搬到这里却并未能帮助他成为主考。(文/张宏杰 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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